从囚徒困境到社会转型

文 龙马

龙马老师的大作 大雪功山寺，侠胆转乾坤 发布之后，引发热议。我们收集了读者关心的一些问题，龙马老师就此做了进一步的讨论。以下是问答实录：

1、把公共品变成俱乐部产品确实有助于打破社会转型囚徒困境，但成功之后，又如何把俱乐部产品还原成公共品，而不至于沦落为一家一姓或一党一派之私？

龙马：个人认为，这个“此后一步的演化方法”没有一定之规。从原理上，没有能保证自由的无忧药，即使是在当代最开化的国家也需要时时警醒，保持自由思想和行动能力。

上次的文章讲到日本“萨长土肥”得势，这时他们需要完成的承诺有尊王和至少表面上的四民平等、各地区平等，此外，意识到需要追赶西方国家才能自保，短期内不可能直接回到德川那种严控等级之防的社会了。而随着西学东渐，日本又兴起了自由民权运动。

在萨长掌实权的情况下，“自由民权运动”首先以来自土佐，肥前这两个“说得上话”的地方的人士为知名倡导者，比如肥前（后来的佐贺）的江藤新平，土佐的板垣退助。前者后来因参与兵变遇害，进入20世纪后，因为倡导司法独立、三权分立等法治建设之功，被平反。子孙也都当选议员。

话说回来，自由民权这一条线直到明治宪法颁布，算有初步成果，后来又发展出大正民主的气象，但直到二战后盟军司令部GHQ开始占领政策，才算占了上风。

至于此前，萨长的威势是慢慢消退的，可以说荫及子辈。但因为有社会实际已经存在的制约，如各地方仍然存在同声同气的共同体、自由民权运动、天皇等，不太可能发展成纯粹的一党一派之私占有国家的形势。举实例说，地方起事、造反等等的能力还在的，比如江藤新平参加的“佐贺之乱”被镇压了，但人心并不尽服，以后还得平反。另外重要的是如果经济上没有太多的官办企业和经济管制，民间就会较少受到政府的影响。

最后，从另一方面来说，我认为至少一定程度上的“荫及子辈”有合理性。我有好友曾和韩国人交流过，光州的几个大叔说他们年轻时有牺牲，但最后都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，年纪大了觉得当时幼稚。这就是把人当“圣人”处理的弊端，我觉得这样会降低合作能力。该给的红利还是要给。不过不一定要去分公权职位。可以有别的办法。

2、如果说外部压力相当重要，那么，在外部压力之下，如果没有革命或者说起义，是不是也会发生现代化转型？

龙马：我认为有可能，有这类的一些案例，象欧洲的一些小国就是不断改良来的。比如说北欧，可能有民族独立运动，或者抗议时有小的伤亡，但总的说来是逐步改良而走入近代和现代。不过这些国家在文化，政治经济和地理上和欧洲其他国家关系紧密，美英法等等欧美国家发生的事情，在上下看来都属于“共同知识”，互相知道并且知道对方也知道，不再需要重演一次。但这种情形很不一定能无条件推到其他地方。其他地方的“共同知识”和内外部环境可能很不一样。

3、从长期来看，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揭竿而起的勇士，但总是陷入治乱循环的怪圈。对于明治维新，也有人认为，日本由此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，真正的转型是发生在二战后。那么，高杉晋作这样的勇士是否还值得鼓励？

龙马：我觉得并不能说在日本那时就是军国主义了，可能到20世纪二十年代都还有通往正常国家的出路。至于治乱循环问题，在缺少新增信息，缺少文化输入，内部也缺少互相有力制衡的社会组织的时候，也在所难免。但该记住的是，自由和权利并不是纸面上的法律所能保证的，永远需要有捍卫自由的意识才可能保持自由。真自由主义的崩溃·三 一文的最后部分，就有“该不该鼓励”“不鼓励会如何”的仿真推演，这里直接说结论的话就是，不鼓励当然会有长效的负面效果。（但保持这样的能力，和不要轻易使用之并不矛盾。就我看来，走普通的法律程序，或者诉诸舆论、公众讨论等都是该优先考虑的，而斯诺登的那些做法已经是过激了。）

4、文中分析，僭主政治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自保能力，又分析，僭主政治会尽全力使委托人无法“更换代理”。在其统治下，社会陷入普遍恭顺的囚徒困境。这二者之间是否矛盾？

龙马：少量的希腊人可以打败波斯帝国的大军；在旧时代，少量的欧洲人就可以在亚非拉统治大片土地和众多人民。很多大帝国往往是不断被很少量的外来者征服，并且长期被异族统治。这种集权统治的社会，上对下可以成功统治，但社会内部自身的力量会衰落下去，在外部因素通过代理人或者新的军事因素引入内部时，原有帝国的统治者就应付不了。换个角度说，在动物身体里的寄生虫会用各种方法防止自己被排出，被杀死，还会占用资源繁殖。但这个动物比起健康的动物就虚弱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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